幸福指数:中国人幸福多了吗?

    [提要:在《幸福指数》一书中，梁捷对幸福指数的讨论先从不幸福现象开始，然后从金钱与幸福；工作与幸福；家庭与幸福；教育与幸福；医疗与幸福；生活与幸福等几大方面系统讨论了中国人的幸福，不幸的是，这几个指标中很少与幸福存在线形正相关。]

    你愿意做无忧无虑的“快乐的猪”，还是思考人生的“痛苦的苏格拉底”？

    2007年来，亿万民众一边饕餮资产盛宴，一边不得不承受通货膨胀之痛，幸福还是不幸福，真的成了一道难题。

    “我的幸福在哪里？”“凭什么你们都有幸福？”“我要幸福哇”……这是郭德刚在《我要幸福》中的台词，而这也是大多人的心声：幸福，关乎比较。

    根据英国“新经济基金会”一份名为《幸福星球指数》对全球178个国家及地区做了次“幸福”大排名的报告，中国人幸福程度排在第31位，高于韩国和日本，在亚洲国家中高居第二，远远高于美国的一百五十位，看来幸福与经济增长无关。

     早在几十年前，有一位德国汉学家鲍吾刚在他的书《中国人的幸福观》中指出中国人对幸福的寻找往往存在个人幸福还是社会幸福的分别，正是这两种不同的幸福指向了彼世与此地。在全球化的今天，国人的幸福感也日渐全球化，福利、环境、财务等等，一样都不能少。刚刚过去的2007年堪称中国民众的资本启蒙年， CPI指数，股票指数，房价指数，商品指数等每日更迭，亿万民众一边饕餮资产盛宴，一边不得不承受通货膨胀之痛，进入指数化生存时代，所以幸福应运而成一种指数。

    幸福是什么？古往今来，从希腊人到现代人都对这个问题发挥了不少想象力，从德行至善到纵欲。早在两百多年前，穆勒就指出“痛苦的苏格拉底”和“快乐的猪”不同极端的幸福：纯粹精神快乐与单纯的身体享乐。钱钟书认为把快乐分肉体的和精神的两种是最糊涂的分析，他认为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的，尽管快乐的原因是肉体上的物质刺激。但事实上，大多数人的幸福感既关乎心理，又关乎物质——永远如同钟摆一样摇曳在做无忧无虑的 “快乐的猪”与思考人生的“痛苦的苏格拉底”两种极端之间。

    1981年，希拉里·普特南在《理性，真理和历史》书中引述了大胆的“缸中之脑”假设：如果一个人的大脑放进一个盛有维持脑存活营养液的缸中，这个“缸”连接精密负责的计算机器，摒弃通过不同的程序电流向大脑传输信息，所以对于大脑来说，一切都还在，各种美好的体验以及刺激仍旧可以感知，也许大脑甚至还可以感觉在阅读这段“缸中之脑”的文字。尽管这只是一场幻觉，但却是一个幸福而真实的幻觉，你愿意要这样的幸福么？

    在《幸福指数》一书中，梁捷对幸福指数的讨论先从不幸福现象开始，然后从金钱与幸福；工作与幸福；家庭与幸福；教育与幸福；医疗与幸福；生活与幸福等几大方面系统讨论了中国人的幸福，不幸的是，这几个指标中很少与幸福存在线形正相关。通过谈论不同的幸福，梁捷从福利经济学入手，综合心理学、政治学等各派观点，定义幸福必须有以下几个特点：它必须是决定性的，即包含所有的固有价值；它必须是自我满足的，即不依赖于其他价值；它必须是积极的，即我们必须能主动地意识到这些价值；它必须是广泛可得的，而不是只能少数人拥有；它必须是相对稳定的，不是那种能被任何偶然所带走的东西。他总结目前各种幸福指数研究，主要分为两种：一种侧重标本个体幸福来测量群体幸福指数，偏向心理学与试验经济学方向；另外一种则是整体的幸福程度来判断个体的幸福指数，最典型的就是以“国民幸福总值”(GNH)为代表。

    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社会蓝皮书》，再度引来大众关注，这已经是社科院第十六次发布类似报告。与以往不同的是，报告显示，即使在无物不涨的今天，扣除物价因素以后，2007年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可以超过GDP增长，这是在十多年来屈指可数的，不过形成对比的是，在收入增加的同时，城市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为 3.35分,较2006年的3.52分下降约5%。这说明财富上涨的同时民众的幸福在降低，可见幸福与经济增长并不正相关，而国家发展的标志必然是以每个个体的福利进步为标志，所以不少人建议以上文所述“国民幸福总值”(GNH)取代GDP。

    “国民幸福总值”(GNH)起源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国国王。这个比邻印度的小国名唤不丹，三十多年前不丹国王辛格就用国民幸福总值替代GDP，具体包括政府治理、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个方向，而追求国民幸福总值成为不丹的最大目标。当时不丹国弱民穷，如不丹免费教育与理疗已经普及，人均寿命提高十多岁，人均收入甚至超过邻国印度。而如今，这个不丹又一次因为自废绝对君权设立民主制度成为媒体头条，也许这个弹丸之地正以自己的行为提出并捍卫了国民幸福总值：幸福关乎个体，更来自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