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每个人在追求什么，例如财富和声望；无论人类在追求什么，例如和平与自由；其终极的目的，都是幸福快乐。国家的前进方向亦如此，“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罗伯特·莱恩教授提出，金钱、财富、自由、民主，不过是实现幸福这个终极目标的手段而已。
世界银行主管南亚地区的副总裁、日本的西水美惠子对不丹的这一创举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说：“世界上存在着唯一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这就是不丹王国，该国所讴歌的‘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得多。”
核算国民幸福指数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创造最高质量的生活必须超越经济增长的‘一叶障目’。”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在作英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时说。
布莱尔的话对中国不无启发，高速的经济增长不仅给中国带来了环境压力、资源压力，也带来了诸多社会压力。
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向会议提交了一份题为《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程院士认为，只要人们理解幸福与消费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观点，就能改变人们对真正是什么增加或提高了幸福程度的认识，从而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社会。
程国栋院士建议，从国家层面上构造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构成要素组成我国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测定人民的幸福程度不仅是为了追踪幸福程度的变化，也是为了帮助开发促进提高人民幸福程度的政策。”程院士说。
萨摩斯岛人伊壁鸠鲁是快乐哲学的先哲，他说：“快乐是幸福生活的起点和目标……如果我把口腹之乐、性爱之欢、悦耳之娱、见窈窕倩影而柔情荡漾一概摈弃，那我将无法设想善为何物。”他用富人们赞助的钱建了一所哲学学校，学习快乐之道，他开列的“快乐需求清单”包括三样东西：友谊、自由和思想。
各种研究都表明，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更为紧密。尽管如此，在影响个人快乐的所有变数当中，收入决定快乐的比重仍不超过2%。在同一个国家里，钱多快乐多这种正比关系会逐渐地消失。比如，从1940年到1998年，美国的人均收入翻了近4倍，然而感觉到快乐的人占总人口的比率平均都维持在30%上下，且没有表现出任何上升的趋势；在日本，1958-1988年间人均收入增加了5倍还多，可是平均快乐人口比率是59%，也没有上升趋势。近来的研究还提示，一个人如果太执著于身外的追求比如声誉、财富和形象等，而相对忽视了个人内在的修养比如修身、为人、交际，就比较不容易快乐起来。
“我们需要新的财富观和幸福观。物质财富和幸福之间绝对不能画等号。”复旦大学哲学系张汝伦教授向《新民周刊》举了一个反例，“一个病入膏肓的亿万富翁，如果你让他拿出所有的财富来换一个健康的身体，他绝对会毫不思索地答应。”
张汝伦教授认为，幸福是一个关乎主观感受的名词，在一个物质主义成为人们普遍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时代里，我们需要从上到国家政府官员的执政思想，下到普通国民的日常言行，对于财富观和幸福观进行维新：《福布斯》或《财富》之类杂志的富人排行榜，使人觉得财富就是金钱的代名词，其实这是对财富绝对的片面的理解。鼓盆而歌的庄子是幸福的，因为他懂得人贵适志。“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白是幸福的，因为他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当代大哲维特根斯坦，晚年身患喉癌，弥留之际，还让身边守候的人告诉世人：“我度过了多么美好的一生。”幸福不在于外在物质的占有，而在于一种心态。
“幸福是人最难拥有，也最希望拥有的财富。世上任何财富都是手段，唯独幸福这种财富，是我们生命的目的。”张汝伦教授说。
程国栋院士说：“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国民幸福指数’（GNH）与GDP一样重要，监控国家经济社会运行态势，了解人民的生活满意度，同时成为科学的政绩考核标准的组成部分。”（感谢程国栋院士对本文的大力支持。）
© 2005-08 xfkl.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幸福快乐网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