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指数和国民幸福总值

　　[提要：政府的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不能失去精神生活、平和心态和国民的幸福。在不丹，幸福并不是由拥有或占有的财富决定的，而是由人们拥有的知识、生活技能、理想、同情心、互相合作等因素组成。]

　　近年以来，“幸福指数”一词使用频率很高，不仅在媒体上经常使用，不少地方政府也将幸福指数纳入地方发展目标。指数，本指某一经济现象在某一时期内的数值和同一现象在另一个时期作为比较的数值的比数，反映的是经济现象变动的程度。后来被演变一个大众词汇。幸福指数针对的幸福，人们习惯理解为幸福感。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国外研究者对幸福感进行了长期的研究。现在观点比较一致的理解是：幸福感是人们所体验到的一种积极的存在与发展状态；而幸福指数反映的则是一种社会事实，是一般人或特定的社会群体在特定时期主观生活质量的变化程度。两者是个性和共性的关系。

　　在研究和推行“幸福指数”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即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GNH最早由不丹国王日热米·辛耶·旺查克提出的。他认为，政府的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不丹国王制定政策的依据是：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不能失去精神生活、平和心态和国民的幸福。在不丹，幸福并不是由拥有或占有的财富决定的，而是由人们拥有的知识、生活技能、理想、同情心、互相合作等因素组成。

　　如果说GDP体现的是以物质为本、生产为本的话，那么GNH体现的就是以人为本。世界银行南亚地区副总裁西水美惠子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唯一一个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这就是不丹王国，该国所讴歌的GNH远比GDP重要得多。举个例子，普通的不丹国民有权直接面见国王，向国王倾诉烦恼和冤屈，他们会充满幸福感，因为国王与他们见了面；以前不丹的男人可以离婚和再婚，女人则不行，女人向国王倾诉，国王同意了她们的要求，可以和男人一样。在不丹，国家提供了许多条件让国民体验幸福。

　　对幸福指数和国民幸福总值（GNH）的粗浅认识：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要”。我们可以理解为通过发展生产，壮大经济实力，促进人们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提高；今年各地“两会”陆续闭幕，出现耐人寻味的变化，即幸福指数普遍纳入地方发展目标。国民经济发展不再以GDP作为唯一的重要指标。在认识上，将GDP作为“生产”的概念（经济发展总量指标），GNP视为“生产要素” （收入）的概念，把幸福指数列入“民生指标”，三者的结合，反映出一个地方的经济表现、实力与财富，反映人民生活的质量水平。比如：西安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着力点，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提高全市人民的幸福指数。北京市今年将开展幸福指数的研究，推出一套幸福指数体系，将“幸福感”作为衡量北京社会和谐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浙江省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建立幸福指数体系的切入点等等。

　　幸福指数的概念大致可从两个层面去理解。一是社会政策。比如：我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是展现幸福美好的图景，使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二是个人的主观感受。由于每个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不是一个样的，并浸染于特定的文化，因此，对幸福指数的感受和理解必然存在着差异性。比如：师惠后勤服务社的大多数员工是社会企业下岗、待岗、买断工龄后失业这样一个阶层。他们到学校做门卫、保洁工作，辛苦程度较高，工资相对较低。通过心理调查发现，多数员工心态相当好，普遍持以相当朴素的心态，即：提供劳动——获得报酬——维持生存——适时发展。况且，这个单位团队气氛温馨，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尊重感。有的在休息日还参加信鸽协会、风筝协会、羽毛球协会等活动，他们对生活和工作有一种自我满足感。因此，我认为政府要把“幸福指数”作为长久、既定的目标来抓，实现“国民富强”，是一个刚性的目标（指标）。而个人对幸福感的理解应该柔性的，因生存情况的变化而进行调节，要有知足常乐、小富即安的自我满足感。幸福感不仅要建立在自身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方面，还应建立在社会需求（归属于某个群体或组织，通过奉献获得社会的体恤和爱护）、尊重需求（希望得到社会尊重和承认，通过提高自身的能力、价值获得社会的尊重）、自我实现需求（人的潜力、才能、天赋持续实现，驱动人们充分发挥潜质，取得成就，实现理想。所以，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念，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