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点这个目标其实不是天方夜谭，如果在早几个月，当市场处于亢奋状态的时候有人提出这个目标，一定会遭到股民的讥笑，认为太保守太小气太不懂行情。可是在眼下市场气氛逆转，人人希望政府救市的时候，你就是铁嘴铜牙也很难说服股民去买这些公司的股票，即使他们真的相信这些公司的利润会高速增长，它们也没有这个决心和勇气去买股票，更没有决心和勇气“割掉”别的股票去买这些股票。买涨不买跌是一个不成熟市场的普遍特征，而不成熟市场的关键在于金融家的缺位（不能要求每一个官员和每一个股民都是金融家），由股评（家）取代了。QFII在中国太幸福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而我们的QDII太不幸了，赤手空拳，闯龙潭虎穴，呜呼！唉哉！
在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中, 哪家上市公司会脱颖而出成为新的龙头股，是由市场决定的，并不需要政府介入。每一家有潜力的上市公司都有投资银行家为其出谋画策，从市场定位，发展战略，内部重组，外部兼并，融资安排，到市场推广，提供全套服务。可是中国偏偏没有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中国的投资银行家们还没有达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地步，还没有足够的市场号召力让投资者信服。这一点，从最近闹得全国沸腾的再融资事件中可以看得出来，本来应当由投资银行家出面解画的事情，却几乎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使好事变成了坏事。（对QFII来说是好事，可以捡便宜）
平安的问题不是再融资，而在于其发展战略值得商榷。平安的马明哲先生与花旗的桑迪.韦尔(Sandy Weill )有许多共同之处, 比如, 都是从基层做起并且从零开始创立企业, 都是个性强悍且喜欢兼并收购, 都信奉金融超市的理念并且以此为基础构建全球金融帝国. 作为事后诸葛亮, 我们现在不得不承认, 金融超市的模式是不成功的, 大家看看花旗现在在做什么? 他们在研究怎么分成几个产品单一的公司! 现在花旗的主席不是管理专才，是一个像JP摩根一样的金融家。
一位优秀的投资银行家是有很多办法可以帮助上市公司提升股东价值的，在中国出现巴菲特，索罗斯和罗杰斯之前，最需要的是JP摩根式的金融家，帮助上市公司进行兼并合并和行业整合。巴菲特寻找十全十美的公司并长期持有，索罗斯专盯有缝的蛋，罗杰斯长于商品，这些现代金融家所处的环境是一个成熟的美国经济体系，而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更接近JP摩根和福特的时代（汽车，钢铁，房地产的时代），中国的企业家有李书福王传福王石等，中国的JP摩根在哪里呢？如果没有一群出色的投资银行家，上面我们所说的兼并合并的故事，产业整合的故事，都只能停留在纸上。IPO只是把已经存在的价值卖出去，兼并合并则要创造本不存在的价值，在金融领域，这相当于小学生和大学生的区别。
看来中国的首席投资银行家非王岐山副总理莫属了！王副总管过企业，也管过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对于企业家和金融家的能力和毛病应该都是了解的，要建立现代金融市场，先要培养我们自己的顶级金融人才。有了中国的JP摩根们，才能帮助中国按市场规则（不是行政划拨）进行产业整合。利用上市公司来进行产业整合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不只是解股民于水火，对于中国企业家和金融家整体素质的提升，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对于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对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对于解决通货膨胀问题，都会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更重要的是，我们可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市场经济的路来。
对中国经济和社会有了解的人可能都会意识到，纯粹的国有经济和纯粹的私有经济可能都不是最佳的选择，前者缺乏灵活性，后者缺乏可信度。二十年前我们曾经考虑过'国有民营"的模式，但不成功。如果上述利用上市公司整合产业的设想能够实现，我们可能走向“民有国营”的模式，民生银行的模式已经有了大致的雏形，事实证明运转良好。(美国联储局也是"民有国营"). 这种模式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可能最符合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因而也最容易得到股民的广泛认同-------这意味着股市又要开始一个长期的升浪-------大小非们看到机会来了，要么不急于减持了，要么卖掉苏宁电器买浦发，谈虎色变的大小非沽压就这样化解了。
股市的问题是由股民的投资行为造成的，这些问题最终也要由股民的投资行为来解决，政府不可能拿钱出来买单（哪有这么多钱？至少十万亿哦！怎么买？买完之后呢？），政府的作用在于提出股市发展的方向（已经有了），引导股民的投资行为（只有空洞的口号，没有实质内容），并且利用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以配合(基本上是空白)。迄今为止，我们的税收政策基本上是沿用苏联的模式，我们的货币政策基本上是照搬美联储的模式，都与中国经济和金融系统的现状不咬弦，如果不做相应调整，CPI很快就会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它有一个不好听的名字，叫“滞胀”。而消除滞胀的关键,正是资本市场的发展,这个问题需要另做专文探讨.
后记
1991年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公派去美国威廉姆斯学院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进修, 一边学习理论，一边对照过去8年在经济所参与的一些项目，觉得收获很大。尤其高兴的是越学习越觉得中国经济改革的路是走对了，因为教授所讲到的有关在南美、印度和非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我们都意识到了，比如教育普及问题、本土企业家成长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有些政策是发展经济学家极大推崇，但其它发展中国家想做而不容易做到的事，如提高国民储蓄和扩大出口等，我们似乎不难做到。
但是在经济发展最核心的方面——全要素生产力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的提高——中国的成绩并不突出。著名发展经济学家Henry Bruton曾跟我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他问我，如果全要素生产力不提高的话，中国怎么能够维持经济的长期成长？我记得我当时回答说，因为中国有几亿劳动力实际上是处于失业状态，虽然已经就业的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并没有太大提高，但随着实际就业率的提升，全国劳动力作为一个总体，其生产效率还是在提升的。至于资本产出率的方面，我回答说，因为中国劳动力过剩，资本相对稀缺，目前的资本回报率相对世界平均水平已经很高了，因此中国可以吸引海外资本以弥补国内资本的不足，而不必完全依靠本身的资本积累和资本产出率的提高以保持经济增长。
Henry Bruton教授对我的回答很感兴趣，我相信这不是他所期待的答案，因为这并不符合正统经济学家的思路，也不符合世界银行和IMF的标准答案.但这却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我的回答实际上是说，在一个劳动力过剩，失业率极高的国家，即使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仍然可以保持经济增长。过去十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其实是按这种模式, 一方面GDP高速增长，另一方面珠三角工人的工资十年没有增长，最近一两年才有所提升。如果计算资本产出率的话，过去十几年可能是下降的。
不过，与Henry Bruton教授的探讨也提醒我思考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发展问题，内心里感到这种模式只是一个过渡时期，不是长远之计。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还是会融入世界经济的主流，要靠全要素生产力的提升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我因此想到利用资本市场提高资源（资本）分配效率的问题，正好中国这时产生了深圳和上海股市，我因此把毕业论文题目定为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Securities market, investment & development in China)"。这是一个我不熟悉的领域，过去8年在经济所的学习和工作并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问题，但我已经隐隐感觉到这是中国经济将来最关键的问题。
十六年过去了, 中国的经济发展真的走到了这个阶段, 仅靠劳动力和资本大投入已不足推动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成本推动的CPI上升是个明确的标志, 它并不能单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解决.中国必须要靠全要素生产力的提升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 才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资本市场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 是提升全要素生产力的关键, 这次"再融资风波"如果处理得好, 中国资本市场可能(继股权分置改革之后)又上了一个台阶, 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可能开启中国步入发达社会之门------这不是中国人民等待了一百多年的时刻吗？为什么像叶公好龙呢？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前后三位导师许涤新教授，Henry Bruton教授和Paul MacAvoy教授，Paul MacAvoy教授是耶鲁商学院的前院长，三任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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